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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第一天就摔伤，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公司要不要赔？******

　　上班第一天摔伤 公司赔了10万元

　　阅读提示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类似案例和判决并不鲜见。“试工期”“试岗期”以及“未建立劳动关系”“未转正”等，不是逃避工伤赔偿责任的借口。建议用人单位在“社保空档期”购买雇主责任险以分散用工风险。

　　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上班第一天就摔伤，公司要不要赔？这是前不久发生在湖南湘阴的真实案例。最终，湘阴法院判决公司对摔伤的员工赔偿10万余元。

　　在这起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用人单位到底冤不冤枉？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类似案例和判决并不鲜见。综合来看，在“倾斜保护原则”下，我国的劳动法更倾向于保护弱势劳动者利益，兼顾用人单位利益。

　　上班第一天摔成八级伤残

　　事情发生在2021年6月9日。老杨应邀前往当地一家建设公司从事装模工作。他和公司提前约定，工资按天发放。没想到上班第一天，他就因施工过程中脚下打滑，不慎摔伤了右手。后经工伤鉴定，伤情构成八级伤残。

　　赖以生存的右手致残，老杨觉得很倒霉。事发后，老杨与公司就赔偿事宜沟通，但未达成一致。向仲裁委提出劳动仲裁申请后，仲裁委裁决公司赔偿老杨107498元。老杨不服裁决，诉至法院。

　　湘阴法院审理认为，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老杨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并不影响双方劳动关系的认定。

　　而在各项工伤赔偿标准的确认上，法院认为，因老杨是临时工，又在上班第一天受伤，不能举证证明受伤前12个月平均工资。因此，仲裁委以该公司缴纳工伤保险的基数4931元，作为杨某工资计算工伤赔偿数额，符合相关规定，应予认可。

　　法院最终判决该公司向老杨支付工伤待遇费用共计107498元。记者了解到，目前该判决已生效，公司已向老杨赔付全部金额。

　　“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事故伤害，理应被认定为工伤，并依法享受工伤待遇。”办案法官表示。

　　类似案例和判决并不鲜见

　　记者调查发现，在面对类似老杨这样的劳动者的不幸遭遇时，法院往往会在贯彻公平、公正原则前提下，对劳动者依法予以倾斜保护。

　　同样事发湖南，同样是上班第一天受伤。在长沙天心区从事外墙灯具安装工作的刘某，工作时不慎从高处跌落受伤，鉴定为九级伤残。

　　公司认为刘某刚上班第一天，双方还未签订劳动合同，也无法购买工伤保险，其与刘某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但法院审理后认为，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为员工缴纳工伤保险是法定义务。刘某虽仅工作一天，但不影响对双方劳动关系的认定。最终判决公司赔偿刘某18万多元。

　　即使上班第一天路上出了意外，也属工伤。2017年，小陈成功应聘昆山某电子厂。去厂里报到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

　　电子厂认为，出事当天小陈并未到厂里办理入职手续，也未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尚未建立劳动关系，自然就没工伤一说；公司并非不给小陈缴纳工伤保险，而是因为他没来报到，双方还未建立劳动关系，厂里没有义务帮他缴。

　　但法院最终认定，因电子厂未为小陈缴纳社保，小陈发生工伤，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应当由电子厂承担给付责任。最终判该厂赔偿小陈11万多元。

　　如果入职第一天就离职，且回家途中死亡，算不算工伤？答案是：也算。同样是2017年的事：王某与悦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派遣至另一家公司工作。入职第一天，王某提出辞职，并办理了离职手续。不料当天下午，王某骑电动自行车被货车撞倒，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王某被人社部门认定为工伤。两家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法院审理认为，劳动者离职当日完成的交接工作等也是其工作组成部分，其离开公司回家的行为应视为下班。且员工向用工单位申请辞职不等于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

　　及时为员工缴纳社保是关键

　　“这些案例有两个常见的争议点：一是双方劳动关系的确立，二是各项工伤赔偿标准的确认。”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帅分析。

　　吕帅告诉记者，无论劳动者是“上班第一天”或是“未转正”，只要符合劳动关系建立的特征，那么自劳动者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开始，二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即已建立。

　　实践中，为了相互了解、选择，有的企业会为新员工设置“培训期”“试工期”“试岗期”等期限。但也有不合规企业借此推卸劳动用工的法律责任，不缴纳社会保险。一旦员工在此期间发生工伤，企业便以“未建立劳动关系”“未转正”为由，试图逃避工伤赔偿责任。“其实试用期对劳动者的影响仅表现在解除劳动合同和工资待遇方面，对工伤待遇没影响。”

　　此外，很多企业会选择在员工转正后缴纳社会保险，或当月入职、下月办理社保登记。吕帅认为这种做法不但不能为企业省多少钱，还可能带来无法预期的后果。

　　“社会保险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转正后缴纳社保的操作显然违法；当月入职、下月办社保的操作看似不违反法定时限要求，但殊不知，30天之限是法律给予用人单位的最长宽限期，并非不缴纳社保的免责期限。”吕帅举了一个现实案例：2020年10月，上海某公司因工期紧张，加急招聘了操作工李某，当晚李某办好手续后正式入职到岗，不料工作两个小时后猝死。事后，家属要求公司给予一次性补偿140万元。

　　“这就是一起典型的反映‘社保空档期’的事件。”吕帅建议，在“社保空档期”，企业可以购买雇主责任险以分散风险。他同时提醒劳动者，若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并以双方劳动关系存在争议为由拒付工伤保险待遇，劳动者应准备工伤认定书、劳动能力鉴定结果、医药费发票及证明双方存在用工事实的相关证据，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本报记者 王鑫 方大丰 本报通讯员 刘霜）

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作者：李迅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一提法非同寻常，充分说明中央对于发挥消费在稳增长中的基础作用给予高度重视。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消费对稳增长的重要性，如何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如何发挥好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我认为，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显得非常重要，为此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的数据加以汇总，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历年来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60%，这是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的主要原因。最近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也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两年来政府通过减税、降费或退税的方式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支持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从目前看，尽管这一方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状况，说明“授人以渔”的方式，受到了“鱼”（需求）不足的约束。不妨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来改进，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一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确保他们不返贫。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二、三支柱的体量。三是实现普惠制，考虑到地方财政的困难，建议2023年中央财政发行1.5万亿元特别国债，发放消费券。

　　第二，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二十大报告提出，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这就需要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的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入市，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中还提出，要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完善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增加居民投资收益。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第三，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过高现象长期存在，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群体捐款非常必要。我国目前社会捐款规模占GDP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故发展空间也很大。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规模不断扩大的方式，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

　　总之，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不仅能够改变需求收缩的现状，还可以提振信心、扭转预期转弱局面。国家把更多的财政资源向居民部门倾斜，比向企业部门倾斜更符合底层逻辑，更有利于稳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仍在40%左右，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未来要实现“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目标，建议未来最终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上升至65%—70%，资本形成对GDP的平均贡献下降至25%—30%。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