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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渐浓，猪肉、鸡蛋降价，菜价继续“亲民”******
【烟火人间看中国】年味渐浓，猪肉、鸡蛋降价，菜价继续“亲民”
中新网1月6日电 (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农历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各家各户也准备采购年货。
当前猪肉、鸡蛋价格怎么样，蔬菜价格是否“亲民”，中新财经记者近日前往北京多家超市、菜市场，感受了下“菜篮子”价格。
猪肉价格坐“滑梯”
“前几天买猪肉，发现猪肉价格降了点，瘦肉每斤还不到20元。”在北京生活的小玉表示。
如小玉所说，记者4日前往北京西城区某菜市场，卖猪肉的商贩也提到，近段时间，猪肉价格有所下降，“现在猪肉前后尖价格17元一斤，五花肉有两种，分别是每斤22元和20元。”
在西城区某超市，猪肉价格比上述菜市场稍贵些，价签显示，前后尖价格19.8元一斤，五花肉价格25.8元一斤。而在北京丰台区某大型超市，精品前后尖价格为18.98元一斤，精品小里脊价格29.98元一斤。
图为北京丰台区某超市猪肉区。 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 摄不只是北京，多地居民亦反映猪肉价格下降。“最近买的五花肉每斤18.9元，后肘肉每斤18元，都比之前便宜。”山东胶州的王先生向记者表示。
“二师兄”跌价也反映到统计数据上。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22年第52周(2022年12月26日-2023年1月1日)，国内猪肉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26.02元，环比跌4.8%，为连续8周下跌，同比高11.4%。
卓创资讯农业分析师李霞告诉中新财经记者，集团猪场出栏量环比增加，标猪供应充裕，同时散户抗价情绪减弱，出栏积极性提升，再加上终端消费始终未有明显改观，各交易环节人员缺失，下游接货能力进一步减弱，供需严重失衡，导致猪价持续走低。
“不过，随着南北局部地区消费陆续回暖，生猪消化速度加快，同时低价区养殖单位抗价惜售，2022年12月下旬生猪价格已触底回升，春节前或仍有一定上涨空间。”李霞称。
鸡蛋价格连续9周下降
受高成本、低供应拉动，鸡蛋价格此前持续处于高位，进入2022年11月份，鸡蛋价格也开始了“下跌之旅”。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22年第52周，鸡蛋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10.99元，环比跌5.1%，为连续9周小幅下跌，同比高10.6%。
中新财经记者在上述菜市场注意到，散装鸡蛋标价6元一斤，较去年价格高位便宜了近1元。在前述北京市西城区某超市，鸡蛋价格每斤5.68元，价格较高位亦有所下降。
北京市西城区某超市鸡蛋价格。 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 摄常去超市购物的王先生也发现，鸡蛋价格比之前降了些。“现在鸡蛋市场价是每斤5.95元，搞活动时，限量2斤5.55元。”
在李霞看来，这主要由于鸡蛋需求量降幅大于供应量降幅。“虽然2022年12月物流运输比11月更加畅通，但人员流动性降低，叠加学校及部分企业提前放假，终端市场春节备货还未到来，多重因素导致需求量不及预期，鸡蛋价格延续弱势。”
李霞认为，随着春节备货临近，终端市场需求存在增加预期，鸡蛋价格在春节前或有一定上涨空间。
蔬菜价格仍较为“亲民”
猪肉、鸡蛋价格近段时间持续下行，蔬菜经历去年冬天的价格“低谷”后，近期整体价格有所上涨，但仍较为“亲民”。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22年第52周，重点监测的28种蔬菜周均价每公斤5.00元，环比涨4.2%，同比低1.2%。
以冬季常见蔬菜为例，记者在前述西城区超市注意到，白萝卜每斤1.18元，大白菜每斤0.98元，大葱每斤2.98元，土豆每斤2.88元，西红柿每斤3.58元。而在上述菜市场，大白菜价格低至0.8元一斤。
图为北京西城区某超市蔬菜区。 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 摄对于近期蔬菜价格上涨，李霞表示，“进入冬季，北方露天蔬菜生产结束，国内市场多依靠北方设施蔬菜供应。整体来看，冬季的人工、运费等成本上涨，对蔬菜价格有一定支撑作用。而且因运费高、车源紧张等原因，‘南菜北运’减少，或导致蔬菜量减价增。”
“随着春节需求旺季来临，预计春节前蔬菜价格指数仍有上涨几率。”李霞称，但今年南北方蔬菜种植面积高于去年同期，或制约蔬菜价格涨幅。
“菜篮子”稳价保供进行时
年关将至，近期国家层面也在部署“菜篮子”稳价保供工作。
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确保春节期间市场供应充足和价格平稳。要进一步压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及时做好市场调配，丰富小包装粮油品种，加强南菜北运、西果东输，合理进行储备调节，同时抓好其他重要民生商品生产和供销对接。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23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到，做好粮油肉蛋奶果蔬等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不断丰富节日市场供给。制定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预案，加强市场监测预警，适时增加储备投放。
多地也在加强节日期间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如，青海不仅计划“两节”期间投放冻猪肉404吨，冻牛羊肉524.8吨，春节期间，还确定在重点保供商超和平价蔬菜店，开展平价蔬菜、鸡蛋供应工作。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日前表示，春节是我国重要节日，也是居民消费旺季，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尤为重要。从目前对各地工作的调度情况看，各大中城市普遍制定了保供稳价应急预案，成品粮油、猪肉、北方冬春蔬菜等储备较为充足，保供稳价工作基础扎实。(完)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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